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病后杂谈

更新时间:2016/07/03


  生一点病,的确也是一种福气。不过这里有两个必要条件:一要病是小病,并非什么霍乱吐泻,黑死病,或脑膜炎之类;二要至少手头有一点现款,不至于躺一天,就饿一天。

  这二者缺一,便是俗人,不足与言生病之雅趣的。

  我曾经爱管闲事,知道过许多人,这些人物,都怀着一个大愿。大愿,原是每个人都有的,不过有些人却模模胡胡,自己抓不住,说不出。他们中最特别的有两位:一位是愿天下的人都死掉,只剩下他自己和一个好看的姑娘,还有一个卖大饼的;另一位是愿秋天薄暮,吐半口血,两个侍儿扶着,恹恹的到阶前去看秋海棠。这种志向,一看好像离奇,其实却照顾得很周到。第一位姑且不谈他罢,第二位的“吐半口血”,就有很大的道理。才子本来多病,但要“多”,就不能重,假使一吐就是一碗或几升,一个人的血,能有几回好吐呢?过不几天,就雅不下去了。

  我一向很少生病,上月却生了一点点。开初是每晚发热,没有力,不想吃东西,一礼拜不肯好,只得看医生。医生说是流行性感冒。好罢,就是流行性感冒。但过了流行性感冒一定退热的时期,我的热却还不退。医生从他那大皮包里取出玻璃管来,要取我的血液,我知道他在疑心我生伤寒病了,自己也有些发愁。然而他第二天对我说,血里没有一粒伤寒菌;于是注意的听肺,平常;听心,上等。这似乎很使他为难。我说,也许是疲劳罢;他也不甚反对,只是沉吟着说,但是疲劳的发热,还应该低一点。……好几回检查了全体,没有死症,不至于呜呼哀哉是明明白白的,不过是每晚发热,没有力,不想吃东西而已,这真无异于“吐半口血”,大可享生病之福了。因为既不必写遗嘱,又没有大痛苦,然而可以不看正经书,不管柴米账,玩他几天,名称又好听,叫作“养病”。从这一天起,我就自己觉得好像有点儿“雅”了;那一位愿吐半口血的才子,也就是那时躺着无事,忽然记了起来的。

  光是胡思乱想也不是事,不如看点不劳精神的书,要不然,也不成其为“养病”。像这样的时候,我赞成中国纸的线装书,这也就是有点儿“雅”起来了的证据。洋装书便于插架,便于保存,现在不但有洋装二十五六史,连《四部备要》也硬领而皮靴了,(2)——原是不为无见的。但看洋装书要年富力强,正襟危坐,有严肃的态度。假使你躺着看,那就好像两只手捧着一块大砖头,不多工夫,就两臂酸麻,只好叹一口气,将它放下。所以,我在叹气之后,就去寻线装书。一寻,寻到了久不见面的《世说新语》(3)之类一大堆,躺着来看,轻飘飘的毫不费力了,魏晋人的豪放潇洒的风姿,也仿佛在眼前浮动。由此想到阮嗣宗(4)的听到步兵厨善于酿酒,就求为步兵校尉;陶渊明(5)的做了彭泽令,就教官田都种秫,以便做酒,因了太太的抗议,这才种了一点秔。这真是天趣盎然,决非现在的“站在云端里呐喊”(6)者们所能望其项背。但是,“雅”要想到适可而止,再想便不行。例如阮嗣宗可以求做步兵校尉,陶渊明补了彭泽令,他们的地位,就不是一个平常人,要“雅”,也还是要地位。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是渊明的好句,但我们在上海学起来可就难了。没有南山,我们还可以改作“悠然见洋房”或“悠然见烟囱”的,然而要租一所院子里有点竹篱,可以种菊的房子,租钱就每月总得一百两,水电在外;巡捕捐按房租百分之十四,每月十四两。单是这两项,每月就是一百十四两,每两作一元四角算,等于一百五十九元六。近来的文稿又不值钱,每千字最低的只有四五角,因为是学陶渊明的雅人的稿子,现在算他每千字三大元罢,但标点,洋文,空白除外。那么,单单为了采菊,他就得每月译作净五万三千二百字。吃饭呢?要另外想法子生发,否则,他只好“饥来驱我去,不知竟何之”了。“雅”要地位,也要钱,古今并不两样的,但古代的买雅,自然比现在便宜;办法也并不两样,书要摆在书架上,或者抛几本在地板上,酒杯要摆在桌子上,但算盘却要收在抽屉里,或者最好是在肚子里。

  此之谓“空灵”。

  二

  为了“雅”,本来不想说这些话的。后来一想,这于“雅”并无伤,不过是在证明我自己的“俗”。王夷甫(7)口不言钱,还是一个不干不净人物,雅人打算盘,当然也无损其为雅人。不过他应该有时收起算盘,或者最妙是暂时忘却算盘,那么,那时的一言一笑,就都是灵机天成的一言一笑,如果念念不忘世间的利害,那可就成为“杭育杭育派”(8)了。这关键,只在一者能够忽而放开,一者却是永远执着,因此也就大有了雅俗和高下之分。我想,这和时而“敦伦”(9)者不失为圣贤,连白天也在想女人的就要被称为“登徒子”(10)的道理,大概是一样的。

  所以我恐怕只好自己承认“俗”,因为随手翻了一通《世说新语》,看过“S塾缭厩*池”(11)的时候,千不该万不该的竟从“养病”想到“养病费”上去了,于是一骨碌爬起来,写信讨版税,催稿费。写完之后,觉得和魏晋人有点隔膜,自己想,假使此刻有阮嗣宗或陶渊明在面前出现,我们也一定谈不来的。于是另换了几本书,大抵是明末清初的野史,时代较近,看起来也许较有趣味。第一本拿在手里的是《蜀碧》(12)。

  这是蜀宾(13)从成都带来送我的,还有一部《蜀龟鉴》(14),都是讲张献忠(15)祸蜀的书,其实是不但四川人,而是凡有中国人都该翻一下的著作,可惜刻的太坏,错字颇不少。翻了一遍,在卷三里看见了这样的一条——“又,剥皮者,从头至尻,一缕裂之,张于前,如鸟展翅,率逾日始绝。有即毙者,行刑之人坐死。”

  也还是为了自己生病的缘故罢,这时就想到了人体解剖。医术和虐刑,是都要生理学和解剖学智识的。中国却怪得很,固有的医书上的人身五脏图,真是草率错误到见不得人,但虐刑的方法,则往往好像古人早懂得了现代的科学。例如罢,谁都知道从周到汉,有一种施于男子的“宫刑”,也叫“腐刑”,次于“大辟”一等。对于女性就叫“幽闭”,向来不大有人提起那方法,但总之,是决非将她关起来,或者将它缝起来。近时好像被我查出一点大概来了,那办法的凶恶,妥当,而又合乎解剖学,真使我不得不吃惊。但妇科的医书呢?几乎都不明白女性下半身的解剖学的构造,他们只将肚子看作一个大口袋,里面装着莫名其妙的东西。

  单说剥皮法,中国就有种种。上面所抄的是张献忠式;还有孙可望(16)式,见于屈大均的《安龙逸史》(17),也是这回在病中翻到的。其时是永历六年,即清顺治九年,永历帝已经躲在安隆(那时改为安龙),秦王孙可望杀了陈邦传父子,御史李如月就弹劾他“擅杀勋将,无人臣礼”,皇帝反打了如月四十板。可是事情还不能完,又给孙党张应科知道了,就去报告了孙可望。

  “可望得应科报,即令应科杀如月,剥皮示众。俄缚如月至朝门,有负石灰一筐,稻草一捆,置于其前。如月问,‘如何用此?’其人曰,‘是揎你的草!’如月叱曰,‘瞎奴!此株株是文章,节节是忠肠也!’既而应科立右角门阶,捧可望令旨,喝如月跪。如月叱曰,‘我是朝廷命官,岂跪贼令!?’乃步至中门,向阙再拜。……应科促令仆地,剖脊,及臀,如月大呼曰:‘死得快活,浑身清凉!’又呼可望名,大骂不绝。及断至手足,转前胸,犹微声恨骂;至颈绝而死。随以灰渍之,纫以线,后乃入草,移北城门通衢阁上,悬之。……”

  张献忠的自然是“流贼”式;孙可望虽然也是流贼出身,但这时已是保明拒清的柱石,封为秦王,后来降了满洲,还是封为义王,所以他所用的其实是官式。明初,永乐皇帝剥那忠于建文帝的景清(18)的皮,也就是用这方法的。大明一朝,以剥皮始,以剥皮终,可谓始终不变;至今在绍兴戏文里和乡下人的嘴上,还偶然可以听到“剥皮揎草”的话,那皇泽之长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  真也无怪有些慈悲心肠人不愿意看野史,听故事;有些事情,真也不像人世,要令人毛骨悚然,心里受伤,永不全愈的。残酷的事实尽有,最好莫如不闻,这才可以保全性灵,也是“是以君子远庖厨也”(19)的意思。比灭亡略早的晚明名家的潇洒小品在现在的盛行,实在也不能说是无缘无故。不过这一种心地晶莹的雅致,又必须有一种好境遇,李如月仆地“剖脊”,脸孔向下,原是一个看书的好姿势(20),但如果这时给他看袁中郎的《广庄》(21),我想他是一定不要看的。这时他的性灵有些儿不对,不懂得真文艺了。

  然而,中国的士大夫是到底有点雅气的,例如李如月说的“株株是文章,节节是忠肠”,就很富于诗趣。临死做诗的,古今来也不知道有多少。直到近代,谭嗣同(22)在临刑之前就做一绝“闭门投辖思张俭”,秋瑾(23)女士也有一句“秋雨秋风愁杀人”,然而还雅得不够格,所以各种诗选里都不载,也不能卖钱。

  三

  清朝有灭族,有凌迟,却没有剥皮之刑,这是汉人应该惭愧的,但后来脍炙人口的虐政是文字狱。虽说文字狱,其实还含着许多复杂的原因,在这里不能细说;我们现在还直接受到流毒的,是他删改了许多古人的著作的字句,禁了许多明清人的书。

  《安龙逸史》大约也是一种禁书,我所得的是吴兴刘氏嘉业堂(24)的新刻本。他刻的前清禁书还不止这一种,屈大均的又有《翁山文外》;还有蔡显的《闲渔闲闲录》(25),是作者因此“斩立决”,还累及门生的,但我细看了一遍,却又寻不出什么忌讳。对于这种刻书家,我是很感激的,因为他传授给我许多知识——虽然从雅人看来,只是些庸俗不堪的知识。但是到嘉业堂去买书,可真难。我还记得,今年春天的一个下午,好容易在爱文义路找着了,两扇大铁门,叩了几下,门上开了一个小方洞,里面有中国门房,中国巡捕,白俄镖师各一位。巡捕问我来干什么的。我说买书。他说账房出去了,没有人管,明天再来罢。我告诉他我住得远,可能给我等一会呢?他说,不成!同时也堵住了那个小方洞。过了两天,我又去了,改作上午,以为此时账房也许不至于出去。但这回所得回答却更其绝望,巡捕曰:“书都没有了!卖完了!不卖了!”

  我就没有第三次再去买,因为实在回复的斩钉截铁。现在所有的几种,是托朋友去辗转买来的,好像必须是熟人或走熟的书店,这才买得到。

  每种书的末尾,都有嘉业堂主人刘承干先生的跋文,他对于明季的遗老很有同情,对于清初的文祸也颇不满。但奇怪的是他自己的文章却满是前清遗老的口风;书是民国刻的,“儀”字还缺着末笔(26)。我想,试看明朝遗老的著作,反抗清朝的主旨,是在异族的入主中夏的,改换朝代,倒还在其次。所以要顶礼明末的遗民,必须接受他的民族思想,这才可以心心相印。现在以明遗老之仇的满清的遗老自居,却又引明遗老为同调,只着重在“遗老”两个字,而毫不问遗于何族,遗在何时,这真可以说是“为遗老而遗老”,和现在文坛上的“为艺术而艺术”,成为一副绝好的对子了。

  倘以为这是因为“食古不化”的缘故,那可也并不然。中国的士大夫,该化的时候,就未必决不化。就如上面说过的《蜀龟鉴》,原是一部笔法都仿《春秋》的书,但写到“圣祖仁皇帝康熙元年春正月”,就有“赞”道:“……明季之乱甚矣!风终幽,雅终《召癋》,(27)托乱极思治之隐忧而无其实事,孰若臣祖亲见之,臣身亲被之乎?是编以元年正月终者,非徒谓体元表正(28),蔑以加兹;生逢盛世,荡荡难名,一以寄没世不忘之恩,一以见太平之业所由始耳!”

  《春秋》上是没有这种笔法的。满洲的肃王的一箭,不但射死了张献忠(29),也感化了许多读书人,而且改变了“春秋笔法”(30)了。

  四

  病中来看这些书,归根结蒂,也还是令人气闷。但又开始知道了有些聪明的士大夫,依然会从血泊里寻出闲适来。例如《蜀碧》,总可以说是够惨的书了,然而序文后面却刻着一位乐斋先生的批语道:“古穆有魏晋间人笔意。”

  这真是天大的本领!那死似的镇静,又将我的气闷打破了。

  我放下书,合了眼睛,躺着想想学这本领的方法,以为这和“君子远庖厨也”的法子是大两样的,因为这时是君子自己也亲到了庖厨里。瞑想的结果,拟定了两手太极拳。一,是对于世事要“浮光掠影”,随时忘却,不甚了然,仿佛有些关心,却又并不恳切;二,是对于现实要“蔽聪塞明”,麻木冷静,不受感触,先由努力,后成自然。第一种的名称不大好听,第二种却也是却病延年的要诀,连古之儒者也并不讳言的。这都是大道。还有一种轻捷的小道,是:彼此说谎,自欺欺人。

  有些事情,换一句话说就不大合式,所以君子憎恶俗人的“道破”。其实,“君子远庖厨也”就是自欺欺人的办法:君子非吃牛肉不可,然而他慈悲,不忍见牛的临死的觳觫,于是走开,等到烧成牛排,然后慢慢的来咀嚼。牛排是决不会“觳觫”的了,也就和慈悲不再有冲突,于是他心安理得,天趣盎然,剔剔牙齿,摸摸肚子,“万物皆备于我矣”(31)了。彼此说谎也决不是伤雅的事情,东坡先生在黄州,有客来,就要客谈鬼,客说没有,东坡道:“姑妄言之!”(32)至今还算是一件韵事。

  撒一点小谎,可以解无聊,也可以消闷气;到后来,忘却了真,相信了谎。也就心安理得,天趣盎然了起来。永乐的硬做皇帝,一部分士大夫是颇以为不大好的。尤其是对于他的惨杀建文的忠臣。和景清一同被杀的还有铁铉(33),景清剥皮,铁铉油炸,他的两个女儿则发付了教坊,叫她们做婊子。这更使士大夫不舒服,但有人说,后来二女献诗于原问官,被永乐所知,赦出,嫁给士人了。(34)这真是“曲终奏雅”(35),令人如释重负,觉得天皇毕竟圣明,好人也终于得救。她虽然做过官妓,然而究竟是一位能诗的才女,她父亲又是大忠臣,为夫的士人,当然也不算辱没。但是,必须“浮光掠影”到这里为止,想不得下去。一想,就要想到永乐的上谕(36),有些是凶残猥亵,将张献忠祭梓潼神的“咱老子姓张,你也姓张,咱老子和你联了宗罢。尚飨!”的名文(37),和他的比起来,真是高华典雅,配登西洋的上等杂志,那就会觉得永乐皇帝决不像一位爱才怜弱的明君。况且那时的教坊是怎样的处所?罪人的妻女在那里是并非静候嫖客的,据永乐定法,还要她们“转营”,这就是每座兵营里都去几天,目的是在使她们为多数男性所凌辱,生出“小龟子”和“淫贱材儿”来!所以,现在成了问题的“守节”,在那时,其实是只准“良民”专利的特典。在这样的治下,这样的地狱里,做一首诗就能超生的么?

  我这回从杭世骏的《订讹类编》(38)(续补卷上)里,这才确切的知道了这佳话的欺骗。他说:“……考铁长女诗,乃吴人范昌期《题老妓卷》作也。诗云:‘教坊落籍洗铅华,一片春心对落花。旧曲听来空有恨,故园归去却无家。云鬟半馨临青镜,雨泪频弹湿绛纱。安得江州司马在,尊前重为赋琵琶。’昌期,字鸣凤;诗见张士瀹《国朝文纂》。同时杜琼用嘉亦有次韵诗,题曰《无题》,则其非铁氏作明矣。次女诗所谓‘春来雨露深如海,嫁得刘郎胜阮郎’,其论尤为不伦。宗正睦木挈论革除事,谓建文流落西南诸诗,皆好事伪作,则铁女之诗可知。……”

  《国朝文纂》(39)我没有见过,铁氏次女的诗,杭世骏也并未寻出根底,但我以为他的话是可信的,——虽然他败坏了口口相传的韵事。况且一则他也是一个认真的考证学者,二则我觉得凡是得到大杀风景的结果的考证,往往比表面说得好听,玩得有趣的东西近真。

  首先将范昌期的诗嫁给铁氏长女,聊以自欺欺人的是谁呢?我也不知道。但“浮光掠影”的一看,倒也罢了,一经杭世骏道破,再去看时,就很明白的知道了确是咏老妓之作,那第一句就不像现任官妓的口吻。不过中国的有一些士大夫,总爱无中生有,移花接木的造出故事来,他们不但歌颂升平,还粉饰黑暗。关于铁氏二女的撒谎,尚其小焉者耳,大至胡元杀掠,满清焚屠之际,也还会有人单单捧出什么烈女绝命,难妇题壁的诗词来,这个艳传,那个步韵,比对于华屋丘墟,生民涂炭之惨的大事情还起劲。到底是刻了一本集,连自己们都附进去,而韵事也就完结了。

  我在写着这些的时候,病是要算已经好了的了,用不着写遗书。但我想在这里趁便拜托我的相识的朋友,将来我死掉之后,即使在中国还有追悼的可能,也千万不要给我开追悼会或者出什么记念册。因为这不过是活人的讲演或挽联的斗法场,为了造语惊人,对仗工稳起见,有些文豪们是简直不恤于胡说八道的。结果至多也不过印成一本书,即使有谁看了,于我死人,于读者活人,都无益处,就是对于作者,其实也并无益处,挽联做得好,也不过挽联做得好而已。

  现在的意见,我以为倘有购买那些纸墨白布的闲钱,还不如选几部明人,清人或今人的野史或笔记来印印,倒是于大家很有益处的。但是要认真,用点工夫,标点不要错。十二月十一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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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1)本篇第一节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五年二月《文学》月刊第四卷第二号,其他三节都被国民党检查官删去,参看本书《附记》。(2)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《二十五史》(即原来的《二十四史》加上《新元史》),共精装九大册;上海书报合作社出版的《二十六史》(上述的《二十五史》加上《清史稿》),共精装二十大册。又上海中华书局印行的《四部备要》(经、史、子、集四部古籍三三六种)原订二千五百册,也有精装本,合订一百册。

  (3)《世说新语》南朝宋刘义庆撰,共三卷。内容是记述东汉至东晋间一般文士名流的言谈、风貌、轶事等。

  (4)阮嗣宗(210—263)名籍,字嗣宗,陈留尉氏(今属河南)人,三国魏诗人,曾为从事中郎。《晋书·阮籍传》载:“籍闻步兵厨营人善酿,有贮酒三百斛,乃求为步兵校尉。”《三国志·魏书·阮籍传》注引《魏氏春秋》:“(籍)闻步兵校尉缺,厨多美酒,营人善酿酒,求为校尉。”《世说新语·任诞》也有类此记载。(5)陶渊明(约372—427)一名潜,字元亮,浔阳柴桑(今江西九江)人,晋代诗人。《晋书·陶潜传》载:“陶潜……为彭泽令。在县公田悉令种秫谷,曰:‘令吾常醉于酒足矣。’妻子固请种秔,乃使一顷五十亩种秫,五十亩种秔。”按《宋书·隐逸传》及《南史·隐逸传》,“一顷五十亩”均作“二顷五十亩”。下文提到的“采菊东篱下”“饥来驱我去”等诗句,分别见于陶潜的《饮酒》、《乞食》两诗。(6)“站在云端里呐喊”这原是林语堂说的话,他在《人间世》半月刊第十三期(一九三四年十月五日)《怎样洗炼白话入文》一文中说:“今日既无人能用一二十字说明大众语是何物,又无人能写一二百字模范大众语,给我们见识见识,只管在云端呐喊,宜乎其为大众之谜也”。

  (7)王夷甫(256—311)名衍,晋代琅琊临沂(今属山东)人。《晋书·王戎传》:“衍疾郭(按即王衍妻郭氏)之贪鄙,故口未尝言钱。郭欲试之,令婢以钱绕床,使不得行。衍晨起见钱,谓婢曰:‘举阿堵物却!’”又说:“衍虽居宰辅之重,不以经国为念,而思自全之计。说东海王越曰:‘中国已乱,当赖方伯,宜得文武兼资以任之。’乃以弟澄为荆州,族弟敦为青州。因谓澄、敦曰:‘荆州有江、汉之固,青州有负海之险,卿二人在外,而吾留此,足以为三窟矣。’识者鄙之。……衍以太尉为太傅军司。及越薨,众共推为元帅。……俄而举军为石勒所破,勒呼王公,与之相见……衍自说少不豫事,欲求自免,因劝勒称尊号。勒怒曰:‘君名盖四海,身居重任,少壮登朝,至于白首,何得言不豫世事邪!破坏天下,正是君罪。’……使人夜排墙填杀之。”(8)“杭育杭育派”参看本卷第107页注(33)。(9)“敦伦”意即性交。清代袁枚在《答杨笠湖书》中说:“李刚主自负不欺之学,日记云:昨夜与老妻‘敦伦’一次。至今传为笑谈。”按李塨e(1659—1733)字刚主,清*Ъ摇(10)“登徒子”宋玉曾作有《登徒子好色赋》,后来就称好色的人为登徒子。按宋玉文中所说的登徒子,是楚国的一个大夫,姓登徒。

  (11)“S塾缭厩宄亍薄妒浪敌掠铩づ诺鳌吩兀骸昂侣∥腹ò醇椿肝拢┠*蛮参军,三月三日会,作诗,不能者罚酒三升。隆初以不能受罚,既饮,揽笔便作一句云:‘S塾缭厩宄亍!肝剩骸甋塾缡呛挝铮俊鹪唬骸阄猄塾纭!腹唬骸魇*以作蛮语?’隆曰:‘千里投公,始得蛮府参军,那得不作蛮语也?’”(12)《蜀碧》清代彭遵泗著,共四卷。内容是记述张献忠在四川时的事迹,书前有作者在康熙二十一年(1682)作的自序,说明全书是他根据幼年所闻张献忠遗事及杂采他人的记载而成。(13)蜀宾许钦文的笔名。据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一日《鲁迅日记》:“晚钦文来,并赠《蜀碧》一部二本。”

  (14)《蜀龟鉴》清代刘景伯著,共八卷。内容杂录明季遗闻,与《蜀碧》大致相似。

  (15)张献忠(1606—1646)延安柳树涧(今陕西定边东)人,明末农民起义领袖。崇祯三年(1630)起义,转战陕西、河南等地。崇祯十七年(1644)入川,在成都建立大西国。清顺治三年(1646)出川途中,在川北盐亭界为清兵所害。旧史书中常有关于他杀人的夸大记载。

  (16)孙可望(?—1660)陕西米脂人,张献忠的养子及部将。张败死后,他率部从四川转往贵州、云南。永历五年(1651)他向南明永历帝求封为秦王,后遣兵送永历帝到贵州安隆所(改名为安龙府),自己则驻在贵阳,定朝仪,设官制;最后投降清朝。(17)屈大均(1630—1696)字翁山,广东番禺人,明末文学家,清兵入广州前后曾参加抗清活动,失败后一度削发为僧。著有《翁山文外》、《翁山诗外》、《广东新语》等。《安龙逸史》,清朝禁毁书籍之一,作者署名沧洲渔隐(据《禁书总目》,又一本署名溪上樵隐),被列入“军机处奉准全毁书”中。一九一六年吴兴刘氏嘉业堂刻本《安龙逸史》,分上下二卷,题屈大均撰;但内容与《残明纪事》(不署作者,也是军机处奉准全毁书之一)相同,字句小异。(18)景清真宁(今甘肃正宁)人,建文帝(朱允吧)时官御史大夫。据《明史·景清传》载,成祖(朱棣)登位,他佯为归顺,后以谋刺成祖,磔死。他被剥皮事,见谷应泰《明史纪事本末·壬午殉难》:“八月望日早朝,清绯衣入。……朝毕,出御门,清奋跃而前,将犯驾。文皇急命左右收之,得所佩剑。清知志不得遂,乃起植立嫚骂。抉其齿,且抉且骂,含血直*e御袍。乃命剥其皮,草椟之,械系长安门。”

  (19)“是以君子远庖厨也”语见《孟子·梁惠王》。(20)看书的好姿势《论语》第二十八期(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一日)载有黄嘉音作的一组画,题为《介绍几个读论语的好姿势》,共六图,其中之一为“游蛟伏地式”,画的是一人伏在地上看书。作者在这里顺笔给以讽刺。

  (21)袁中郎(1568—1610)名宏道,字中郎,湖广公安(今属湖北)人,明代文学家。他与兄宗道,弟中道,反对文学上的拟古主义,主张“独抒性灵,不拘格套”,世称“公安派”。当时林语堂、周作人等提倡“公安派”文章,借明人小品以宣扬所谓“闲适”、“性灵”。《广庄》是袁中郎仿《庄子》文体谈道家思想的作品,并七篇,后收入《袁中郎全集》。

  (22)谭嗣同(1865—1898)字复生,湖南浏阳人,清末维新运动的重要人物,戊戌政变中牺牲的“六君子”之一。“闭门投辖思张俭”,原作“望门投止思张俭”,是他被害前所作七绝《狱中题壁》的第一句。张俭,后汉山阳高平(今山东邹县)人,灵帝时官东部督邮。《后汉书·党锢列传》载:他的仇家“上书告俭与同郡二十四人为党,于是刊章讨捕。俭得亡命,困迫遁走,望门投止,莫不重其名行,破家相容。”(“闭门投辖”是汉代陈遵好客的故事,见《汉书·游侠列传》。)

  (23)秋瑾(1879?—1907)字璇卿,号竞雄,别署鉴湖女侠,浙江绍兴人,反清革命团体光复会主要人物之一。一九○七年七月,她因筹划起义事泄,被清政府逮捕,十五日(夏历六月初六)被害于绍兴城内轩亭口。陈去病在《鉴湖女侠秋瑾传》中叙述秋瑾受审时的情形说:“有见之者,谓初终无所供,惟于刑庭书‘秋雨秋风愁杀人’句而已。”

  (24)吴兴刘氏嘉业堂我国著名的私人藏书楼,在浙江吴兴南浔镇,藏书达六十万卷,并自行雕版印书,刻有《嘉业堂丛书》、《求恕斋丛书》等。创办人刘承干(1882—1963),字贞一,号翰怡,浙江吴兴人。

  (25)蔡显(约1697—1767)字笠夫,江苏华亭(今上海松江)人。《清代文字狱档》第二辑收有“蔡显《闲渔闲闲录》案”,此案发生于乾隆三十二年(1767),据当时的奏折称:蔡显系雍正时举人,年七十一岁,自号闲渔;所著《闲闲录》一书,语含诽谤,意多悖逆。后来的结果是蔡显被“斩决”,他的儿子“斩监候秋后处决”,门人等分别“杖流”及“发伊犁等处充当苦差”。《闲渔闲闲录》,九卷,是一部杂录朝典、时事、诗句的杂记,刘氏嘉业堂刻本于一九一五年印行。(26)缺着末笔从唐代开始的一种避讳方法,即在书写或镌刻本朝皇帝或尊长的名字时省略最末一笔。刘承干对“儀”字缺末笔,是避清废帝溥仪的讳。

  (27)风终幽,雅终《召癋》《诗经》计分“国风”、“小雅”、“大雅”、“颂”四类。《豳》列于“国风”的最后,共七篇。据《诗序》称:这些都是关于周公“遭变故”、“救乱”、“东征”的诗。《召癋》是“大雅”的最后一篇,据《诗序》称:“《召癋》,凡伯(周大夫)刺幽王大坏也。”

  (28)体元表正“体元”,见《春秋》隐公元年:“元年,春,王正月。”晋代杜预注:“凡人君即位,欲其体元以居正,故不言一年一月也。”据唐代孔颖达疏:“元正实是始长之义,但因名以广之。元者:气之本也,善之长也;人君执大本,长庶物,欲其与元同体,故年称元年。”“表正”,见《书经·仲虺之诰》:“表正万邦。”汉代孔安国注:“仪表天下,法正万国。”

  (29)关于张献忠之死,史书上的说法不一。据《明史·张献忠传》载:清顺治三年(1646)清肃亲王豪格进兵四川,“献忠尽焚成都宫殿庐舍,夷其城,率众出川北,……会我大清兵至汉中,……至盐亭界,大雾。献忠晓行,猝遇我兵于凤凰坡,中矢坠马,蒲伏积薪下。于是我兵擒献忠出,斩之。”但《明史纪事本末·张献忠之乱》说他是“以病死于蜀中”。

  (30)“春秋笔法”《春秋》是春秋时期鲁国的编年史,相传为孔丘所修。过去的经学家认为它每用一字,都隐含“褒”“贬”的“微言大义”,称为“春秋笔法”。

  (31)“万物皆备于我矣”孟轲的话。语见《孟子·尽心》。(32)东坡苏轼(1037—1101),字子瞻,号东坡居士,眉山(今属四川)人,宋代文学家。神宗初年曾因反对王安石新法,被贬黄州。他要客谈鬼的事,见宋代叶梦得《石林避暑录话》卷一:“子瞻在黄州及岭表,每旦起,不招客相与语,则必出而访客。所与游者亦不尽择,各随其人高下,谈谐放荡,不复为畛畦。有不能谈者,则强之使说鬼,或辞无有,则曰‘姑妄言之’,于是闻者无不绝倒,皆尽欢而去。”

  (33)铁铉(1366—1402)字鼎石,河南邓州(今邓县)人。明建文帝时任山东参政,燕王朱棣(即后来的永乐帝)起兵夺位,他在济南屡破燕王兵,升兵部尚书。燕王登位后被处死。据谷应泰《明史纪事本末·壬午殉难》载:“铁铉被执至京陛见,背立庭中,正言不屈,令一顾不可得。割其耳鼻,竟不肯顾……遂寸磔之,至死,犹喃喃骂不绝。文皇(永乐)乃令舁大镬至,纳油数斛,熬之,投铉尸,顷刻成煤炭。”

  (34)关于铁铉两个女儿入教坊的事,据明代王鏊的《震泽纪闻》载:“铉有二女,入教坊数月,终不受辱。有铉同官至,二女为诗以献。文皇曰:‘彼终不屈乎?’乃赦出之,皆适士人。”教坊,唐代开始设立的掌管教练女乐的机构。后来封建统治者常把罪犯的妻女罚入教坊,实际上是一种官妓。

  (35)“曲终奏雅”语见《汉书·司马相如传》:“扬雄以为靡丽之赋劝百而讽一,犹骋郑卫之声,曲终而奏雅,不已戏乎?”(36)永乐的上谕参看本书《病后杂谈之余》第一节。(37)张献忠祭梓潼神文见于《蜀碧》卷三和《蜀龟鉴》卷三,原文如下:“咱老子姓张,你也姓张,为甚吓咱老子?咱与你联了宗罢。尚享。”(两书中个别字稍有不同)梓潼神,据《明史·礼志四》,梓潼帝君姓张名亚子,晋时人。

  (38)杭世骏(1696—1773)字大宗,浙江仁和(今余杭)人,清代考据家。乾隆时官御史。著有《订讹类编》、《道古堂诗文集》等。《订讹类编》,六卷,又《续补》二卷,是一部考订古籍真伪异同的书。下面的引文是杭世骏照录钱谦益《列朝诗集》闰集卷四中的话。据《列朝诗集》:“其论”作“其语”,“好事”作“好事者”。(39)《国朝文纂》明代诗文的汇编。据《明史·艺文志》“集类”三“总集类”载:“王栋《国朝文纂》四十卷”,又“张士瀹《明文纂》五十卷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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