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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文

门外文谈

更新时间:2016/07/03
一开头

  听说今年上海的热,是六十年来所未有的。白天出去混饭,晚上低头回家,屋子里还是热,并且加上蚊子。这时候,只有门外是天堂。因为海边的缘故罢,总有些风,用不着挥扇。虽然彼此有些认识,却不常见面的寓在四近的亭子间或搁楼里的邻人也都坐出来了,他们有的是店员,有的是书局里的校对员,有的是制图工人的好手。大家都已经做得筋疲力尽,叹着苦,但这时总还算有闲的,所以也谈闲天。

  闲天的范围也并不小:谈旱灾,谈求雨,谈吊膀子,谈三寸怪人干,谈洋米,谈裸腿,(2)也谈古文,谈白话,谈大众语。因为我写过几篇白话文,所以关于古文之类他们特别要听我的话,我也只好特别说的多。这样的过了两三夜,才给别的话岔开,也总算谈完了。不料过了几天之后,有几个还要我写出来。

  他们里面,有的是因为我看过几本古书,所以相信我的,有的是因为我看过一点洋书,有的又因为我看古书也看洋书;但有几位却因此反不相信我,说我是蝙蝠。我说到古文,他就笑道,你不是唐宋八大家(3),能信么?我谈到大众语,他又笑道:你又不是劳苦大众,讲什么海话呢?

  这也是真的。我们讲旱灾的时候,就讲到一位老爷下乡查灾,说有些地方是本可以不成灾的,现在成灾,是因为农民懒,不戽水。但一种报上,却记着一个六十老翁,因儿子戽水乏力而死,灾象如故,无路可走,自杀了。老爷和乡下人,意见是真有这么的不同的。那么,我的夜谈,恐怕也终不过是一个门外闲人的空话罢了。

  飓风过后,天气也凉爽了一些,但我终于照着希望我写的几个人的希望,写出来了,比口语简单得多,大致却无异,算是抄给我们一流人看的。当时只凭记忆,乱引古书,说话是耳边风,错点不打紧,写在纸上,却使我很踌躇,但自己又苦于没有原书可对,这只好请读者随时指正了。·一·九·三·四·年,·八·月·十·六·夜,·写·完·并·记。二字是什么人造的?

  字是什么人造的?

  我们听惯了一件东西,总是古时候一位圣贤所造的故事,对于文字,也当然要有这质问。但立刻就有忘记了来源的答话:字是仓颉(4)造的。

  这是一般的学者的主张,他自然有他的出典。我还见过一幅这位仓颉的画像,是生着四只眼睛的老头陀。可见要造文字,相貌先得出奇,我们这种只有两只眼睛的人,是不但本领不够,连相貌也不配的。

  然而做《易经》(5)的人(我不知道是谁),却比较的聪明,他说:“上古结绳而治,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。”他不说仓颉,只说“后世圣人”,不说创造,只说掉换,真是谨慎得很;也许他无意中就不相信古代会有一个独自造出许多文字来的人的了,所以就只是这么含含胡胡的来一句。

  但是,用书契来代结绳的人,又是什么脚色呢?文学家?不错,从现在的所谓文学家的最要卖弄文字,夺掉笔杆便一无所能的事实看起来,的确首先就要想到他;他也的确应该给自己的吃饭家伙出点力。然而并不是的。有史以前的人们,虽然劳动也唱歌,求爱也唱歌,他却并不起草,或者留稿子,因为他做梦也想不到卖诗稿,编全集,而且那时的社会里,也没有报馆和书铺子,文字毫无用处。据有些学者告诉我们的话来看,这在文字上用了一番工夫的,想来该是史官了。

  原始社会里,大约先前只有巫,待到渐次进化,事情繁复了,有些事情,如祭祀,狩猎,战争……之类,渐有记住的必要,巫就只好在他那本职的“降神”之外,一面也想法子来记事,这就是“史”的开头。况且“升中于天”(6),他在本职上,也得将记载酋长和他的治下的大事的册子,烧给上帝看,因此一样的要做文章——虽然这大约是后起的事。再后来,职掌分得更清楚了,于是就有专门记事的史官。文字就是史官必要的工具,古人说:“仓颉,黄帝史。”(7)第一句未可信,但指出了史和文字的关系,却是很有意思的。至于后来的“文学家”用它来写“阿呀呀,我的爱哟,我要死了!”

  那些佳句,那不过是享享现成的罢了,“何足道哉”!三字是怎么来的?

  照《易经》说,书契之前明明是结绳;我们那里的乡下人,碰到明天要做一件紧要事,怕得忘记时,也常常说:“裤带上打一个结!”那么,我们的古圣人,是否也用一条长绳,有一件事就打一个结呢?恐怕是不行的。只有几个结还记得,一多可就糟了。或者那正是伏羲皇上的“八封”(8)之流,三条绳一组,都不打结是“乾”,中间各打一结是“坤”罢?恐怕也不对。八组尚可,六十四组就难记,何况还会有五百十二组呢。只有在秘鲁还有存留的“打结字”(Quippus)(9),用一条横绳,挂上许多直绳,拉来拉去的结起来,网不像网,倒似乎还可以表现较多的意思。我们上古的结绳,恐怕也是如此的罢。但它既然被书契掉换,又不是书契的祖宗,我们也不妨暂且不去管它了。

  夏禹的“岣嵝碑”(10)是道士们假造的;现在我们能在实物上看见的最古的文字,只有商朝的甲骨和钟鼎文。但这些,都已经很进步了,几乎找不出一个原始形态。只在铜器上,有时还可以看见一点写实的图形,如鹿,如象,而从这图形上,又能发见和文字相关的线索:中国文字的基础是“象形”。画在西班牙的亚勒泰米拉(Altamira)洞(11)里的野牛,是有名的原始人的遗迹,许多艺术史家说,这正是“为艺术的艺术”,原始人画着玩玩的。但这解释未免过于“摩登”,因为原始人没有十九世纪的文艺家那么有闲,他的画一只牛,是有缘故的,为的是关于野牛,或者是猎取野牛,禁咒野牛的事。现在上海墙壁上的香烟和电影的广告画,尚且常有人张着嘴巴看,在少见多怪的原始社会里,有了这么一个奇迹,那轰动一时,就可想而知了。他们一面看,知道了野牛这东西,原来可以用线条移在别的平面上,同时仿佛也认识了一个“牛”字,一面也佩服这作者的才能,但没有人请他作自传赚钱,所以姓氏也就湮没了。但在社会里,仓颉也不止一个,有的在刀柄上刻一点图,有的在门户上画一些画,心心相印,口口相传,文字就多起来,史官一采集,便可以敷衍记事了。中国文字的由来,恐怕也逃不出这例子的。

  自然,后来还该有不断的增补,这是史官自己可以办到的,新字夹在熟字中,又是象形,别人也容易推测到那字的意义。直到现在,中国还在生出新字来。但是,硬做新仓颉,却要失败的,吴的朱育,唐的武则天,都曾经造过古怪字,(12)也都白费力。现在最会造字的是中国化学家,许多原质和化合物的名目,很不容易认得,连音也难以读出来了。老实说,我是一看见就头痛的,觉得远不如就用万国通用的拉丁名来得爽快,如果二十来个字母都认不得,请恕我直说:那么,化学也大抵学不好的。

  四写字就是画画

  《周礼》和《说文解字》(13)上都讲文字的构成法有六种,这里且不谈罢,只说些和“象形”有关的东西。

  象形,“近取诸身,远取诸物”(14),就是画一只眼睛是“目”,画一个圆圈,放几条毫光是“日”,那自然很明白,便当的。但有时要碰壁,譬如要画刀口,怎么办呢?不画刀背,也显不出刀口来,这时就只好别出心裁,在刀口上加一条短棍,算是指明“这个地方”的意思,造了“刃”。这已经颇有些办事棘手的模样了,何况还有无形可象的事件,于是只得来“象意”(15),也叫作“会意”。一只手放在树上是“采”,一颗心放在屋子和饭碗之间是“OE|”,有吃有住,安OE|了。但要写“宁可”的宁,却又得在碗下面放一条线,表明这不过是用了“OEs”的声音的意思。“会意”比“象形”更麻烦,*少要画两样。如“宝”字,则要画一个屋顶,一串玉,一个缶,一个贝,计四样;我看“缶”字还是杵臼两形合成的,那么一共有五样。单单为了画这一个字,就很要破费些工夫。

  不过还是走不通,因为有些事物是画不出,有些事物是画不来,譬如松柏,叶样不同,原是可以分出来的,但写字究竟是写字,不能像绘画那样精工,到底还是硬挺不下去。来打开这僵局的是“谐声”,意义和形象离开了关系。这已经是“记音”了,所以有人说,这是中国文字的进步。不错,也可以说是进步,然而那基础也还是画画儿。例如“菜,从草,采声”,画一窠草,一个爪,一株树:三样;“海,从水,每声”,画一条河,一位戴帽(?)的太太,也三样。总之:如果要写字,就非永远画画不成。

  但古人是并不愚蠢的,他们早就将形象改得简单,远离了写实。篆字圆折,还有图画的余痕,从隶书到现在的楷书(16),和形象就天差地远。不过那基础并未改变,天差地远之后,就成为不象形的象形字,写起来虽然比较的简单,认起来却非常困难了,要凭空一个一个的记住。而且有些字,也至今并不简单,例如“”或“璋”,去叫孩子写,非练习半年六月,是很难写在半寸见方的格子里面的。

  还有一层,是“谐声”字也因为古今字音的变迁,很有些和“声”不大“谐”的了。现在还有谁读“滑”为“骨”,读“海”为“每”呢?

  古人传文字给我们,原是一份重大的遗产,应该感谢的。但在成了不象形的象形字,不十分谐声的谐声字的现在,这感谢却只好踌蹰一下了。

  五古时候言文一致么?

  到这里,我想来猜一下古时候言文是否一致的问题。

  对于这问题,现在的学者们虽然并没有分明的结论,但听他口气,好像大概是以为一致的;越古,就越一致。(17)不过我却很有些怀疑,因为文字愈容易写,就愈容易写得和口语一致,但中国却是那么难画的象形字,也许我们的古人,向来就将不关重要的词摘去了的。

  《书经》(18)有那么难读,似乎正可作照写口语的证据,但商周人的的确的口语,现在还没有研究出,还要繁也说不定的。至于周秦古书,虽然作者也用一点他本地的方言,而文字大致相类,即使和口语还相近罢,用的也是周秦白话,并非周秦大众语。汉朝更不必说了,虽是肯将《书经》里难懂的字眼,翻成今字的司马迁(19),也不过在特别情况之下,采用一点俗语,例如陈涉的老朋友看见他为王,惊异道:“夥颐,涉之为王沉沉者”(20),而其中的“涉之为王”四个字,我还疑心太史公加过修剪的。

  那么,古书里采录的童谣,谚语,民歌,该是那时的老牌俗语罢。我看也很难说。中国的文学家,是颇有爱改别人文章的脾气的。最明显的例子是汉民间的《淮南王歌》(21),同一地方的同一首歌,《汉书》和《前汉纪》(22)记的就两样。一面是——

  一尺布,尚可缝;一斗粟,尚可舂。

  兄弟二人,不能相容。

  一面却是——

  一尺布,暖童童;一斗粟,饱蓬蓬。

  兄弟二人不相容。

  比较起来,好像后者是本来面目,但已经删掉了一些也说不定的:只是一个提要。后来宋人的语录,话本,元人的杂剧和传奇里的科白,也都是提要,只是它用字较为平常,删去的文字较少,就令人觉得“明白如话”了。

  我的臆测,是以为中国的言文,一向就并不一致的,大原因便是字难写,只好节省些。当时的口语的摘要,是古人的文;古代的口语的摘要,是后人的古文。所以我们的做古文,是在用了已经并不象形的象形字,未必一定谐声的谐声字,在纸上描出今人谁也不说,懂的也不多的,古人的口语的摘要来。你想,这难不难呢?

  六于是文章成为奇货了文字在人民间萌芽,后来却一定为特权者所收揽。据《易经》的作者所推测,“上古结绳而治”,则连结绳就已是治人者的东西。待到落在巫史的手里的时候,更不必说了,他们都是酋长之下,万民之上的人。社会改变下去,学习文字的人们的范围也扩大起来,但大抵限于特权者。至于平民,那是不识字的,并非缺少学费,只因为限于资格,他不配。而且连书籍也看不见。中国在刻版还未发达的时候,有一部好书,往往是“藏之秘阁,副在三馆”(23),连做了士子,也还是不知道写着什么的。

  因为文字是特权者的东西,所以它就有了尊严性,并且有了神秘性。中国的字,到现在还很尊严,我们在墙壁上,就常常看见挂着写上“敬惜字纸”的篓子;至于符的驱邪治病,那就靠了它的神秘性的。文字既然含着尊严性,那么,知道文字,这人也就连带的尊严起来了。新的尊严者日出不穷,对于旧的尊严者就不利,而且知道文字的人们一多,也会损伤神秘性的。符的威力,就因为这好像是字的东西,除道士以外,谁也不认识的缘故。所以,对于文字,他们一定要把持。欧洲中世,文章学问,都在道院里;克罗蒂亚(Kroatia)(24),是到了十九世纪,识字的还只有教士的,人民的口语,退步到对于旧生活刚够用。他们革新的时候,就只好从外国借进许多新语来。

  我们中国的文字,对于大众,除了身分,经济这些限制之外,却还要加上一条高门槛:难。单是这条门槛,倘不费他十来年工夫,就不容易跨过。跨过了的,就是士大夫,而这些士大夫,又竭力的要使文字更加难起来,因为这可以使他特别的尊严,超出别的一切平常的士大夫之上。汉朝的杨雄的喜欢奇字,就有这毛病的,刘歆想借他的《方言》稿子,他几乎要跳黄浦。(25)唐朝呢,樊宗师的文章做到别人点不断(26),李贺的诗做到别人看不懂(27),也都为了这缘故。还有一种方法是将字写得别人不认识,下焉者,是从《康熙字典》(28)上查出几个古字来,夹进文章里面去;上焉者是钱坫的用篆字来写刘熙的《释名》(29),最近还有钱玄同先生的照《说文》字样给太炎先生抄《小学答问》。(30)。

  文字难,文章难,这还都是原来的;这些上面,又加以士大夫故意特制的难,却还想它和大众有缘,怎么办得到。但士大夫们也正愿其如此,如果文字易识,大家都会,文字就不尊严,他也跟着不尊严了。说白话不如文言的人,就从这里出发的;现在论大众语,说大众只要教给“千字课”(31)就够的人,那意思的根柢也还是在这里。

  七不识字的作家

  用那么艰难的文字写出来的古语摘要,我们先前也叫“文”,现在新派一点的叫“文学”,这不是从“文学子游子夏”(32)上割下来的,是从日本输入,他们的对于英文Literature的译名。会写写这样的“文”的,现在是写白话也可以了,就叫作“文学家”,或者叫“作家”。

  文学的存在条件首先要会写字,那么,不识字的文盲群里,当然不会有文学家的了。然而作家却有的。你们不要太早的笑我,我还有话说。我想,人类是在未有文字之前,就有了创作的,可惜没有人记下,也没有法子记下。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,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,为了共同劳作,必需发表意见,才渐渐的练出复杂的声音来,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,都觉得吃力了,却想不到发表,其中有一个叫道“杭育杭育”,那么,这就是创作;大家也要佩服,应用的,这就等于出版;倘若用什么记号留存了下来,这就是文学;他当然就是作家,也是文学家,是“杭育杭育派”(33)。不要笑,这作品确也幼稚得很,但古人不及今人的地方是很多的,这正是其一。就是周朝的什么“关关雎鸠,在河之洲,窈窕淑女,君子好逑”罢,它是《诗经》(34)里的头一篇,所以吓得我们只好磕头佩服,假如先前未曾有过这样的一篇诗,现在的新诗人用这意思做一首白话诗,到无论什么副刊上去投稿试试罢,我看十分之九是要被编辑者塞进字纸篓去的。“漂亮的好小姐呀,是少爷的好一对儿!”什么话呢?

  就是《诗经》的《国风》里的东西,好许多也是不识字的无名氏作品,因为比较的优秀,大家口口相传的。王官(35)们检出它可作行政上参考的记录了下来,此外消灭的正不知有多少。希腊人荷马——我们姑且当作有这样一个人——的两大史诗(36),也原是口吟,现存的是别人的记录。东晋到齐陈的《子夜歌》和《读曲歌》(37)之类,唐朝的《竹枝词》和《柳枝词》(38)之类,原都是无名氏的创作,经文人的采录和润色之后,留传下来的。这一润色,留传固然留传了,但可惜的是一定失去了许多本来面目。到现在,到处还有民谣,山歌,渔歌等,这就是不识字的诗人的作品;也传述着童话和故事,这就是不识字的小说家的作品;他们,就都是不识字的作家。

  但是,因为没有记录作品的东西,又很容易消灭,流布的范围也不能很广大,知道的人们也就很少了。偶有一点为文人所见,往往倒吃惊,吸入自己的作品中,作为新的养料。旧文学衰颓时,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,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。不识字的作家虽然不及文人的细腻,但他却刚健,清新。

  要这样的作品为大家所共有,首先也就是要这作家能写字,同时也还要读者们能识字以至能写字,一句话:将文字交给一切人。

  八怎么交代?

  将文字交给大众的事实,从清朝末年就已经有了的。

  “莫打鼓,莫打锣,听我唱个太平歌……”是钦颁的教育大众的俗歌;(39)此外,士大夫也办过一些白话报,(40)但那主意,是只要大家听得懂,不必一定写得出。《平民千字课》就带了一点写得出的可能,但也只够记账,写信。倘要写出心里所想的东西,它那限定的字数是不够的。譬如牢监,的确是给了人一块地,不过它有限制,只能在这圈子里行立坐卧,断不能跑出设定了的铁栅外面去。

  劳乃宣和王照(41)他两位都有简字,进步得很,可以照音写字了。民国初年,教育部要制字母,他们俩都是会员,劳先生派了一位代表,王先生是亲到的,为了入声存废问题,曾和吴稚晖(42)先生大战,战得吴先生肚子一凹,棉裤也落了下来。但结果总算几经斟酌,制成了一种东西,叫作“注音字母”。那时很有些人,以为可以替代汉字了,但实际上还是不行,因为它究竟不过简单的方块字,恰如日本的“假名”(43)一样,夹上几个,或者注在汉字的旁边还可以,要它拜帅,能力就不够了。写起来会混杂,看起来要眼花。那时的会员们称它为“注音字母”,是深知道它的能力范围的。再看日本,他们有主张减少汉字的,有主张拉丁拼音的,但主张只用“假名”的却没有。

  再好一点的是用罗马字拼法,研究得最精的是赵元任先生罢,我不大明白。用世界通用的罗马字拼起来——现在是连土耳其也采用了——一词一串,非常清晰,是好的。但教我似的门外汉来说,好像那拼法还太繁。要精密,当然不得不繁,但繁得很,就又变了“难”,有些妨碍普及了。最好是另有一种简而不陋的东西。

  这里我们可以研究一下新的“拉丁化”法,《每日国际文选》里有一小本《中国语书法之拉丁化》(44),《世界》第二年第六七号合刊附录的一份《言语科学》(45),就都是绍介这东西的。价钱便宜,有心的人可以买来看。它只有二千八个字母,拼法也容易学。“人”就是Rhen,“房子”就是Fangz,“我吃果子”是Wochgoz,“他是工人”是Tashgungrhen。现在在华侨里实验,见了成绩的,还只是北方话。但我想,中国究竟还是讲北方话——不是北京话——的人们多,将来如果真有一种到处通行的大众语,那主力也恐怕还是北方话罢。为今之计,只要酌量增减一点,使它合于各该地方所特有的音,也就可以用到无论什么穷乡僻壤去了。

  那么,只要认识二十八个字母,学一点拼法和写法,除懒虫和低能外,就谁都能够写得出,看得懂了。况且它还有一个好处,是写得快。美国人说,时间就是金钱;但我想:时间就是性命。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,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。不过像我们这样坐着乘风凉,谈闲天的人们,可又是例外。

  九专化呢,普遍化呢?

  到了这里,就又碰着了一个大问题:中国的言语,各处很不同,单给一个粗枝大叶的区别,就有北方话,江浙话,两湖川贵话,福建话,广东话这五种,而这五种中,还有小区别。现在用拉丁字来写,写普通话,还是写土话呢?要写普通话,人们不会;倘写土话,别处的人们就看不懂,反而隔阂起来,不及全国通行的汉字了。这是一个大弊病!

  我的意思是:在开首的启蒙时期,各地方各写它的土话,用不着顾到和别地方意思不相通。当未用拉丁写法之前,我们的不识字的人们,原没有用汉字互通着声气,所以新添的坏处是一点也没有的,倒有新的益处,至少是在同一语言的区域里,可以彼此交换意见,吸收智识了——那当然,一面也得有人写些有益的书。问题倒在这各处的大众语文,将来究竟要它专化呢,还是普通化?

  方言土语里,很有些意味深长的话,我们那里叫“炼话”,用起来是很有意思的,恰如文言的用古典,听者也觉得趣味津津。各就各处的方言,将语法和词汇,更加提炼,使他发达上去的,就是专化。这于文学,是很有益处的,它可以做得比仅用泛泛的话头的文章更加有意思。但专化又有专化的危险。言语学我不知道,看生物,是一到专化,往往要灭亡的。未有人类以前的许多动植物,就因为太专化了,失其可变性,环境一改,无法应付,只好灭亡。——幸而我们人类还不算专化的动物,请你们不要愁。大众,是有文学,要文学的,但决不该为文学做牺牲,要不然,他的荒谬和为了保存汉字,要十分之八的中国人做文盲来殉难的活圣贤就并不两样。所以,我想,启蒙时候用方言,但一面又要渐渐的加入普通的语法和词汇去。先用固有的,是一地方的语文的大众化,加入新的去,是全国的语文的大众化。

  几个读书人在书房里商量出来的方案,固然大抵行不通,但一切都听其自然,却也不是好办法。现在在码头上,公共机关中,大学校里,确已有着一种好像普通话模样的东西,大家说话,既非“国语”,又不是京话,各各带着乡音,乡调,却又不是方言,即使说的吃力,听的也吃力,然而总归说得出,听得懂。如果加以整理,帮它发达,也是大众语中的一支,说不定将来还简直是主力。我说要在方言里“加入新的去”,那“新的”的来源就在这地方。待到这一种出于自然,又加人工的话一普遍,我们的大众语文就算大致统一了。此后当然还要做。年深月久之后,语文更加一致,和“炼话”一样好,比“古典”还要活的东西,也渐渐的形成,文学就更加精采了。马上是办不到的。你们想,国粹家当作宝贝的汉字,不是化了三四千年工夫,这才有这么一堆古怪成绩么?

  至于开手要谁来做的问题,那不消说:是觉悟的读书人。有人说:“大众的事情,要大众自己来做!”(46)那当然不错的,不过得看看说的是什么脚色。如果说的是大众,那有一点是对的,对的是要自己来,错的是推开了帮手。倘使说的是读书人呢,那可全不同了:他在用漂亮话把持文字,保护自己的尊荣。

  十不必恐慌

  ·但·是,·这·还·不·必·实·做,·只·要·一·说,·就·又·使·另·一·些·人·发·生·恐·慌·了。

  ·首·先·是·说·提·倡·大·众·语·文·的,·乃·是“·文·艺·的·政·治·宣·传·员·如·宋·阳·之·流”

  (47),

  ·本·意·在·于·造·反。·给·带·上·一·顶·有·色·帽,·是·极·简·单·的·反·对·法。·不·过·一·面·也·就·是·说,·为·了·自·己·的·太·平,·宁·可·中·国·有·百·分·之·八·十·的·文·盲。·那·么,·倘·使·口·头·宣·传·呢,·就·应·该·使·中·国·有·百·分·之·八·十·的·聋·子·了。·但·这·不·属·于“·谈·文”·的·范·围,·这·里·也·无·须·多·说。

  ·专·为·着·文·学·发·愁·的,·我·现·在·看·见·有·两·种。·一·种·是·怕·大·众·如·果·都·会·读,·写,·就·大·家·都·变·成·文·学·家·了(48)。

  ·这·真·是·怕·天·掉·下·来·的·好·人。上次说过,在不识字的大众里,是一向就有作家的。我久不到乡下去了,先前是,农民们还有一点余闲,譬如乘凉,就有人讲故事。不过这讲手,大抵是特定的人,他比较的见识多,说话巧,能够使人听下去,懂明白,并且觉得有趣。这就是作家,抄出他的话来,也就是作品。倘有语言无味,偏爱多嘴的人,大家是不要听的,还要送给他许多冷话——讥刺。我们弄了几千年文言,十来年白话,凡是能写的人,何尝个个是文学家呢?即使都变成文学家,又不是军阀或土匪,于大众也并无害处的,不过彼此互看作品而已。还有一种是怕文学的低落。大众并无旧文学的修养,比起士大夫文学的细致来,或者会显得所谓“低落”的,但也未染旧文学的痼疾,所以它又刚健,清新。无名氏文学如《子夜歌》之流,会给旧文学一种新力量,我先前已经说过了;现在也有人绍介了许多民歌和故事。还有戏剧,例如《朝花夕拾》所引《目连救母》里的无常鬼(49)的自传,说是因为同情一个鬼魂,暂放还阳半日,不料被阎罗责罚,从此不再宽纵了——

  “那怕你铜墙铁壁!

  那怕你皇亲国戚!……”

  何等有人情,又何等知过,何等守法,又何等果决,我们的文学家做得出来么?

  这是真的农民和手业工人的作品,由他们闲中扮演。借目连的巡行来贯串许多故事,除《小尼姑下山》外,和刻本的《目连救母记》(50)是完全不同的。其中有一段《武松打虎》,是甲乙两人,一强一弱,扮着戏玩。先是甲扮武松,乙扮老虎,被甲打得要命,乙埋怨他了,甲道:“你是老虎,不打,不是给你咬死了?”乙只得要求互换,却又被甲咬得要命,一说怨话,甲便道:“你是武松,不咬,不是给你打死了?”我想:比起希腊的伊索(51),俄国的梭罗古勃(52)的寓言来,这是毫无逊色的。

  如果到全国的各处去收集,这一类的作品恐怕还很多。但自然,缺点是有的。是一向受着难文字,难文章的封锁,和现代思潮隔绝。所以,倘要中国的文化一同向上,就必须提倡大众语,大众文,而且书法更必须拉丁化。

  十一大众并不如读书人所想像的愚蠢但是,这一回,大众语文刚一提出,就有些猛将趁势出现了,来路是并不一样的,可是都向白话,翻译,欧化语法,新字眼进攻。他们都打着“大众”的旗,说这些东西,都为大众所不懂,所以要不得。其中有的是原是文言余孽,借此先来打击当面的白话和翻译的,就是祖传的“远交近攻”的老法术;有的是本是懒惰分子,未尝用功,要大众语未成,白话先倒,让他在这空场上夸海口的,其实也还是文言文的好朋友,我都不想在这里多谈。现在要说的只是那些好意的,然而错误的人,因为他们不是看轻了大众,就是看轻了自己,仍旧犯着古之读书人的老毛病。

  读书人常常看轻别人,以为较新,较难的字句,自己能懂,大众却不能懂,所以为大众计,是必须彻底扫荡的;说话作文,越俗,就越好。这意见发展开来,他就要不自觉的成为新国粹派。或则希图大众语文在大众中推行得快,主张什么都要配大众的胃口,甚至于说要“迎合大众”,故意多骂几句,以博大众的欢心。这当然自有他的苦心孤诣,但这样下去,可要成为大众的新帮闲的。

  说起大众来,界限宽泛得很,其中包括着各式各样的人,但即使“目不识丁”的文盲,由我看来,其实也并不如读书人所推想的那么愚蠢。他们是要智识,要新的智识,要学习,能摄取的。当然,如果满口新语法,新名词,他们是什么也不懂;但逐渐的检必要的灌输进去,他们却会接受;那消化的力量,也许还赛过成见更多的读书人。初生的孩子,都是文盲,但到两岁,就懂许多话,能说许多话了,这在他,全部是新名词,新语法。他那里是从《马氏文通》或《辞源》(53)里查来的呢,也没有教师给他解释,他是听过几回之后,从比较而明白了意义的。大众的会摄取新词汇和语法,也就是这样子,他们会这样的前进。所以,新国粹派的主张,虽然好像为大众设想,实际上倒尽了拖住的任务。不过也不能听大众的自然,因为有些见识,他们究竟还在觉悟的读书人之下,如果不给他们随时拣选,也许会误拿了无益的,甚而至于有害的东西。所以,“迎合大众”的新帮闲,是绝对的要不得的。

  由历史所指示,凡有改革,最初,总是觉悟的智识者的任务。但这些智识者,却必须有研究,能思索,有决断,而且有毅力。他也用权,却不是骗人,他利导,却并非迎合。他不看轻自己,以为是大家的戏子,也不看轻别人,当作自己的喽罗。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,我想,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。

  十二煞尾

  话已经说得不少了。总之,单是话不行,要紧的是做。要许多人做:大众和先驱;要各式的人做:教育家,文学家,言语学家……。这已经迫于必要了,即使目下还有点逆水行舟,也只好拉纤;顺水固然好得很,然而还是少不得把舵的。

  这拉纤或把舵的好方法,虽然也可以口谈,但大抵得益于实验,无论怎么看风看水,目的只是一个:向前。

  各人大概都有些自己的意见,现在还是给我听听你们诸位的高论罢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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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1)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八月二十四日至九月十日的《申报·自由谈》,署名华圉。后来作者将本文与其他有关于语文改革的文章四篇辑为《门外文谈》一书,一九三五年九月由上海天马书店出版。

  (2)这些是常见于当时上海报刊的新闻。一九三四年夏,我国南方大旱,国民党政府于七月间邀请第九世班禅喇嘛和安钦活佛在南京、汤山等地“作法求雨”。八月初,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为女游泳选手杨秀琼打扇、驾车,被称为“吊膀子秘书长”。上海“大世界”游艺场利用旱灾展出一个所谓“旱魃”的矮人,称“三寸怪人干”,招揽游客。五月,美国政府颁布《白银法案》后,国际银价上升,国民党官僚资本集团趁国内粮价飞涨,大量输出白银,从国外购进大米,牟取暴利。六月,国民党江西省政府根据蒋介石“手令”,颁布《取缔妇女奇装异服办法》,规定“裤长最短须过膝四寸,不得露腿赤足”,当时重庆、北平等地也禁止“女子裸膝露肘”。(3)唐宋八大家明代茅坤曾选辑唐代的韩愈、柳宗元和宋代的欧阳修、苏洵、苏轼、苏辙、王安石、曾巩八个古文家的文章编为《唐宋八大家文抄》,因有“唐宋八大家”的说法。(4)仓颉相传为黄帝的史官,汉字的创造者,东汉许慎《说文解字·叙》:“黄帝之史仓颉……初造书契”。《荀子·解蔽》中则说:“好书者众矣,而仓颉独传者壹也”,认为仓颉是文字的搜集和整理者之一。又《太平御览》卷三六六引《春秋孔演图》:“苍颉四目,是谓并明。”

  (5)《易经》即《周易》,是我国古代记载占卜的书。可能萌芽于殷周之际,并非出自一人之手。这里引的两句,见该书《系辞》篇。(6)“升中于天”语见《礼记·礼器》:“升中于天,因吉土,以飨帝于郊。”据汉代郑玄注:“升,上也;中,犹成也;燔柴祭天,告以诸侯之成功也。”

  (7)“仓颉,黄帝史”语见《汉书·古今人表》。史,即史官。(8)伏羲我国传说中的上古帝王,相传他教民结网,从事渔猎畜牧。“八卦”,相传为他所作。《易经·系辞》说:“古者包牺氏(按即伏羲)之王天下也……近取诸身,远取诸物,于是始作八卦,以通神明之德,以类万物之情。”卦,即挂,悬挂物象以示人吉凶,有乾(O)、坤(O)、震(O)、民(O)、离(O)、坎(O)、兑(O)、伲∣)八种式样。《易传》认*素灾饕笳魈臁⒌亍⒗住⒎纭⑺⒒稹山、泽八种自然现象。

  (9)“打结字”古代秘鲁印第安人用以帮助记忆的一种线结,以结绳的方式记录天气、日期、数目等等的变化。线的颜色,线结的大小和多少,都表示着不同的意义。

  (10)“岣嵝碑”又称禹碑,在湖南衡山岣嵝峰,相传为夏禹治水时所刻;碑文共七十七字,难于辨识。清末叶昌炽《语石》卷二载:“(韩愈诗)‘岣嵝山尖神禹碑,字青石赤形模奇。’郎瑛、杨用修诸家各有释文,灵怪杳冥,难可凭信。不知韩诗又云:‘千搜万索何处有,森森绿树猿猱悲。’是但凭道士所言,未尝目睹。”此碑在明朝以前,不见于记载,故多疑为伪造。

  (11)亚勒泰米拉洞在西班牙北部散坦特尔省境,发现于一八七九年。洞窟中有旧石器时代用三种颜色画成的壁画,画的都是野牛、野鹿、野猪和长毛巨象等动物。

  (12)关于朱育、武则天造字,据《三国志·吴书·虞翻传》注引《会稽典录》:“孙亮时,有山阴朱育,少好奇字,凡所特达,依体象类,造作异字千名以上。”《新唐书·后妃列传》:武则天于“载初中,……作白、一四、埊、……十有二文。太后自名白。”但《资治通鉴·唐纪二十》载:天授元年,“凤阁侍郎河东宗秦客,改造‘天’、‘地’等十二字以献,丁亥,行之。太后自名‘白’”。(13)《周礼》儒家经典之一,记述周王朝官制和战国时代各国制度的资料汇编,大约成书于战国时期。《说文解字》,东汉许慎撰,我国第一部系统介绍汉字形、音、义的著作。这里讲的汉字六种构成法,即《周礼》和《说文解字》中所记载的“六书”。《周礼》中所说的有:象形、会意、转注、处事、假借、谐声。《说文解字》中所说的稍有不同,是:指事、象形、形声、会意、转注、假借。(14)“近取诸身,远取诸物”语见《易经·系辞》。(15)“象意”《汉书·艺文志》:“六书,谓象形、象事、象意、象声、转注、假借,造字之本也。”据唐代颜师古注:“象意即会意也。”

  (16)篆、隶、楷是汉字演进过程中先后出现的几种字体的名称。篆书分大篆小篆,大篆是从西周到战国通行的字体,但各国有异。秦始皇时统一字体,称为小篆。隶书开始于秦代,把小篆匀圆的笔画稍改平直,到汉代才出现平直扁正的正式的隶书。楷书始于汉末,以后取代隶书,通行至今。

  (17)这里指胡适。胡适著的《国语文学史》于一九二七年出版时,黎锦熙在该书的《代序》中说,这部文学史所以始于战国秦汉而不包括《诗经》,是因为胡适要从他认为语言文字开始分歧的时代写起。《代序》不同意战国前语文合一的看法。一九二八年胡适将此书修订,抽去《代序》,改名《白话文学史》出版,在第一章说:“我们研究古代文字,可以推知当战国的时候中国的文体已经不能与语体一致了。”仍坚持他的战国前言文一致的看法。

  (18)《书经》即《尚书》,儒家经典之一。我国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的著作的汇编。

  (19)司马迁(约前145—约前86)字子长,夏阳(今陕西韩城)人,西汉史学家、文学家。曾任太史令。他所撰的《史记》,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(从上古起到汉武帝止)。

  (20)“夥颐,涉之为王沉沉者”语见《史记·陈涉世家》。据唐代司马贞《索隐》:“服虔云:楚人谓多为夥。按又言‘颐’者,助声之辞也。”又据南朝宋裴骃《集解》:“应劭曰:‘沈沈,宫室深邃之貌也。’”

  (21)《淮南王歌》淮南王指汉文帝之弟刘长,他因谋反为文帝所废,流放蜀郡,中途绝食而死。后来民间就流传出这首歌谣。(22)《汉书》东汉班固编撰的西汉史,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。《前汉纪》,即《汉纪》,东汉荀悦撰,编年体西汉史,内容多取材《汉书》,有所增补。这里所引的前一首见《汉书·淮南王传》,末句无“能”字,《史记·淮南衡山列传》所载与引文同;后一首未见于《前汉纪》,汉代高诱的《淮南鸿烈解叙》载有此歌,首句作“一尺缯,好童童”,末句作“兄弟二人,不能相容”。

  (23)“藏之秘阁,副在三馆”秘阁、三馆都是藏书的地方。《宋史·职官志》载:“国初以史馆、昭文馆、集贤院为三馆,皆寓崇文院。太宗端拱元年(988)诏就崇文院中堂建秘阁,择三馆真本书籍万余卷,及内出古画墨迹,藏其中。”

  (24)克罗蒂亚通译克罗地亚,现在是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成员国之一。

  (25)杨雄(前53—18)一作扬雄,字子云,蜀郡成都(今属四川)人。西汉文学家、语言文字学家。著有《法言》、《太玄经》及其他文赋。《汉书·扬雄传》载,“刘棻尝从雄学作奇字”,据唐代颜师古注,奇字即“古文之异者”。《方言》,全名《轩使者绝代语释别国方言》,相传为扬雄所作,共十三卷,内容杂录中国各地同义异字之字一万一千余。刘歆(约前53—23),字子骏,沛(今江苏沛县)人,西汉学者。他在《与扬雄从取方言书》中说:“属闻子云独采集先代绝言,异国殊语,以为十五卷,其所解略多矣,而不知其目……今谨使密人奉手书,愿颇与其最目,得使入篆,令圣朝留明明之典。”扬雄在《答刘歆书》中却说:“敕以殊言十五卷,君何由知之?……天下上计孝廉及内郡卫卒会者,雄常把三寸弱翰,赍油素四尺,以问其异语,归即以铅摘次之于椠,二十七岁于今矣;而语言或交错相反,方复论思详悉集之……诚欲崇而就之,不可以遗,不可以怠。即君必欲胁之以威,陵之以武,欲令入之于此;此又未定,未可以见,今君又终之,则缢死以从命也。而可,且宽假延期,必不敢有爱。”“跳黄浦”是通行于上海的话,意即自杀。

  (26)樊宗师(?—约821)字绍述,河中(今山西永济)人,唐代散文家。曾任绵州、绛州刺史。他的文章艰涩,难以断句,如《绛守居园池记》的第一句“绛即东雍为守理所”,有人断为“绛即东雍,为守理所”,也有人断为“绛,即东雍为守理所”。(27)李贺(790—816)字长吉,昌谷(今河南宜阳)人,唐代诗人。他的诗立意新巧,用语奇特,不易理解。《新唐书·李贺传》说他“辞尚奇诡,所得皆惊迈绝去翰墨畦径,当时无能效者。”(28)《康熙字典》清代康熙年间张玉书、陈廷敬等奉旨编纂的大型字典,四十二卷,收四万十千余字,康熙五十五年(1716)刊行。

  (29)钱坫(1744—1806)字献之,江苏嘉定(今属上海市)人,清代汉学家。善写小篆。刘熙,字成国,汉代北海(今山东潍坊)人,训诂学家。所著《释名》,八卷,共二十七篇,是一部解释字义的书。(30)钱玄同(1887—1939)名夏,字德潜,浙江吴兴人,文字音韵学家。他曾用《说文解字》中的篆体字样抄写章太炎的《小学答问》,由浙江官书局刊刻行世。太炎,即章炳麟(1869—1936),浙江余杭人,清末革命家、学者。他所作的《小学答问》是据《说文解字》解释本字和借字的流变的书。

  (31)“千字课”一九二二年陶行知等人创办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编纂《平民千字课本》,作为成年人补习常用汉字的读本。后来一些书店也仿照编印了类似读本。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五日《社会月报》第一卷第三期发表彭子蕴的《大众语与大众文化的水准问题》一文,其中说:“现在市场上有一种叫做《平民千字课》的书,是真用来教有所谓大众的”。

  (32)“文学子游子夏”语见《论语·先进》,据宋代邢癿疏:“若‘文章博学’,则有子游、子夏二人也。”子游、子夏,即孔丘的弟子言偃、卜商。

  (33)“杭育杭育派”意指大众文学。这里是针对林语堂而发的。林语堂在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八、三十日及五月三日《申报·自由谈》所载《方巾气研究》一文中说:“在批评方面,近来新旧卫道派颇一致,方巾气越来越重。凡非哼哼唧唧文学,或杭育杭育文学,皆在鄙视之列。”又说:“《人间世》出版,动起杭育杭育派的方巾气,七手八脚,乱吹乱擂,却丝毫没有打动了《人间世》。”(34)《诗经》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,编成于春秋时代,共三○五篇,大抵是周初到春秋中期的作品,相传曾经孔丘删定。(35)王官王朝的职官,这里指“采诗之官”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说:“古有采诗之官,王者所以观风俗、知得失,自考正也。”(36)荷马的两大史诗指《伊利亚特》和《奥德赛》,约产生于公元前九世纪。荷马的生平以至是否确有其人,欧洲的文学史家颇多争论,所以这里说“姑且当作有这样一个人”。

  (37)《子夜歌》据《晋书·乐志》:“《子夜歌》者,女子名子夜造此声。”《乐府诗集》列为“吴声歌曲”,收“晋、宋、齐辞”的《子夜歌》四十二首和《子夜四时歌》七十五首。《读曲歌》,据《宋书·乐志》:“《读曲哥(歌)》者,民间为彭城王义康所作也。”又《乐府诗集》引《古今乐录》:“读曲歌者,元嘉十七年(440)袁后崩,百官不敢作声歌;或因酒宴,止窃声读曲细吟而已,以此为名。”《乐府诗集》收《读曲歌》八十九首,也列为“吴声歌曲”。(38)《竹枝词》据《乐府诗集》:“《竹枝》,本出于巴渝。唐贞元中,刘禹锡在沅湘,以俚歌鄙陋,乃依骚人《九歌》作《竹枝》新辞九章,教里中儿歌之,由是盛于贞元、元和之间(785—820)。”《柳枝词》,即《杨柳枝》,唐代教坊曲名。白居易有《杨柳枝词》八首,其中有“古歌旧曲君休听,听取新翻《杨柳枝》”的句子。他又在《杨柳枝二十韵》题下自注:“《杨柳枝》,洛下新声也。”(39)光绪三十二年(1906)起,清政府为了推行所谓“通俗教育”,将一些官方发布的政治时事材料,用白话编成通俗的故事和歌谣进行宣讲。“太平歌”以“莲花落”形式编写,一般都用文中所引的三句开头,是当时钦颁的通俗歌谣之一。

  (40)白话报戊戌变法后,各地报刊风起云涌,其中以白话写作的也不少,如杭州的《白话报》(1903)、上海的《中国白话报》(1903)和《扬子江白话报》(1904)等。(41)劳乃宣(1843—1921)字季瑄,浙江桐乡人。清末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兼署学部副大臣,民国初年主张复辟,后来避居青岛。他的《简字全谱》系以王照的《官话字母》为依据,成于一九○七年。其他著作有《等韵一得》、《古筹算考释》等。王照(1859—1933),字小航,河北宁河人。清末维新运动者,戊戌政变时逃往日本,后又自行投案下狱,不久被释。他的《官话合声字母》于一九○○年刊行。其他著作有《水东集上下编》八种。

  (42)吴稚晖(1865—1953)名敬恒,江苏武进人,国民党政客。一九一三年二月,北洋政府教育部召集的读音统一会正式开会,由他和王照分任正副议长。因为浊音字母和入声存废问题,南北两方会员争论了一个多月。后来该会除审定六千五百余字的读音以外,并正式通过审定字音时所用的“记音字母”,定名为“注音字母”。到一九三○年,“注音字母”又改称“注音符号”。

  (43)“假名”日文的字母,因为是从“真名”(即汉字)假借而来的,所以称为“假名”。分片假名(楷体)和平假名(草体)二种。(44)《每日国际文选》一种“每日提供世界新闻杂志间各种论文之汉译”的刊物,一九三三年八月一日创刊,孙师毅、明耀五、包可华编选,上海中外出版公司印行。《中国语书法之拉丁化》由焦风(方善境)译自苏联的世界语刊物《新阶段》,是《每日国际文选》的第十二号,一九三三年八月十二日出版。

  (45)《世界》上海世界语者协会编印的世界语月刊,创刊于一九三二年十二月。《言语科学》是《世界》的每月增刊,创刊于一九三三年十月;它的第九、十号合刊(即《世界》一九三四年六、七月号合刊的增刊)上载有应人(霍应人)作的《中国语书法拉丁化方案之介绍》一文。

  (46)“大众的事情,要大众自己来做!”在当时大众语文学的论争中,报刊上曾有过不少这类议论,如吴稚晖在一九三四年八月一日《申报·自由谈》发表的《大众语万岁》一文中说:“让大众自己来创造,不要代办。”章克标在《人言》第二十一期(一九三四年七月七日)中说:“大众语文学是要由大众自己创造出来的,才算是真正的大众语文学。”

  (47)“文艺的政治宣传员如宋阳之流”这是反动刊物《新垒》主编李焰生在《社会月报》第一卷第三期(一九三四年八月十五日)发表的《由大众语文文学到国民语文文学》一文中的话:“所谓大众语文,意义是模糊的,提倡不是始自现在,那些文艺的政治宣传员如宋阳之流,数年前已经很热闹的讨论过”。宋阳,即瞿秋白。他曾在《文学月报》第一卷第一号、第三号(一九三二年六月、十月)先后发表《大众文艺的问题》和《再论大众文艺答止敬》两文。(48)大家都变成文学家了这是一九三四年八月一日、二日《申报·电影专刊》署名米同的《“大众语”根本上的错误》一文中的话:“要是照他们所说,用‘大众语’来写作一切文艺作品的话,到了那个时限,一切的人都可以说出就是文章,记下来就是作品,那时不是文学毁灭的时候,就是大家都成了文学家了。”(49)《目连救母》《盂兰盆经》中的佛教故事,说佛的大弟子目连有大神通,尝入地狱救母。唐代已有《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》,以后曾被编成多种戏曲,这里是指绍兴戏。无常鬼,即迷信传说中的“勾魂使者”,参看《朝花夕拾·无常》。

  (50)《目连救母记》明代新安郑之珍作。刻本卷首有“主江南试者冯”写于清光绪二十年(1894)的序言,其中说:“此书出自安徽,或云系瞽者所作,余亦未敢必也。”序言中也说到“小尼姑下山”:“惟《下山》一折,较为憾事;不知清磬场中,杂此妙舞,更觉可观,大有画家绚染之法焉,余不为之咎。”

  (51)伊索(Aesop,约前六世纪)相传是古希腊寓言作家,现在流传的《伊索寓言》,共有三百余篇,系后人编集。(52)梭罗古勃(PGQGRST,1863—1*梗玻罚《砉撕托∷导遥有长篇小说《老屋》、《小鬼》等。《域外小说集》(一九二一年上海群益书社版)中曾译载他的寓言十篇。

  (53)《马氏文通》清代马建忠著,共十卷,一八九八年出版,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较有系统的研究汉语语法的专著。《辞源》,陆尔奎等编辑,一九一五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,一九三一年增出“续编”,是一部说明汉语词义及其渊源、演变的工具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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